20世纪80年代中期，尽管中国大陆新潮美术风起云涌，但并没有多少成型、像样的展览。在我的记忆中，“软雕塑”展非常突出。我甚至想不起是在北京还是在什么地方参观过，但展厅作品如山崖耸起、如瀑布垂落的宏伟气势，至今印象深刻。撰文时经查证才知道，那是1987年5月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现代壁挂展”，参展艺术家有万曼、谷文达、徐进、王一波、施慧等人。
    当时浙美的万曼壁挂工作室，不仅催生了一批有中国文化特点的壁挂作品，在十三届洛桑现代壁挂双年展上名列前茅，为大陆艺术“国际接轨”先拔头筹，而且通过万曼先生首先接触到后现代整体艺术观念，即把作品与环境、空间、氛围和人的感受联系起来，创作伊始便介入到公共与公众空间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的影响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现代壁挂基于传统编织工艺，无论怎样利用现代主义形式创造成果和地域文化传统符号资源，毕竟和现实世界终隔一层。其作品作为装饰艺术即便很现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丧失挑战性与前沿性。因此，以纤维编织为主要材料和手段的艺术探索，要成为与现实生活情境相关的整体艺术，必然面临转型与转向。所谓转型，就是不再拘泥于纤维编织工艺，引入多种材料和装置手段，让纤维编织在与其它材料手段的碰撞中重构自身形态。所谓转向，就是在材料思维中寻找触摸问题、揭示问题的艺术方法——现实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文化问题、精神问题等等。这就是当代艺术经常讨论的“观念”之意，是观念在统率材质、形态、色彩和空间，而不仅仅是或优美、或崇高、或巧妙、或宏伟的形式感和装饰性。对此，施慧所言极是：“充分调动纤维艺术对材料的敏感性来涉入都市的消费材料并持以人文的批判精神，是本工作室的一个重要方向。”
    我想，作为当代都市消费文化中的纤维艺术，起码有三个维度是值得关注的：
    其一，是在材料维度中对都市人工材料的运用。人工材料的时尚感、商品化与消费性，人工材料与自然材料的对立关系，自然会触及都市人文生态的诸多话题。尽管以纤维材料为基质会受到若干限制，但艺术家总是戴着镣铐跳舞，据此反而可以取得有方向感的创作自由。纤维材料的自然性和人工性、纤维材料作为人工编织材料和其它自然材料与人工材料的关系，可以生成创作方法的无限可能。如软与硬、轻与重、厚与薄、松与紧、光与糙、隐与透、空与实、无机与有机、堆积与悬置、延展与团聚、剖开与遮蔽、灼烧与熔铸、包裹与裸露、弹拉与固定等等，其中可以发现有许多造就形态和空间的特殊手段。作为综合材料，纤维艺术的确有不少与众不同的优越性。
    其二，是在空间维度中对展示环境条件的发挥。一方面可以像现代壁挂艺术那样占有空间和再造空间，但要注意空间的意图化而不是形式化。另一个方面是利用声光电科技手段及各种装置手段，以全方位视听感受（视觉为主）来影响、调动和改变观众的视觉文化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讲，物理空间的异样化即精神空间的陌生化，艺术家只有以异样、陌生的创造方式，以否定、异质的艺术策略，才能在意识形态和资本力量无所不在的社会化、日常化操控之中，真正“持以人文的批判精神”。
    其三，是在历史维度中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挖掘。当然，要特别避免对文化符号及政治符号的滥用。让符号和观念直接挂钩，是对当代艺术的最大误解，是样式主义大肆流行的重要原因。没有创作方法支撑的观念不是艺术观念。我之所言“文化资源”，指的是纤维材料本身具有历史渊源，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比如其作为女工材料，比如其附着的等级观念，其间权力与反抗、秩序与欲望、道德与冲动、审美与亵渎，无不深藏在后。女工与女权的关系、等级与民主的关系等等，乃是现实话语的历史问题和历史问题中的现实话语。在大众消费时代，历史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最后地盘。只有在历史维度中针对现实问题，艺术创作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艺术的真实性不是现实的真实性，它只能也必须是历史的真实性。
    近读中国美院纤维与空间工作室的作品，感动于有志者在纤维艺术中的当代追求，谨以上述随想，向工作室的同仁们请教。
    2009年5月10日于四川美院桃花山侧
    （王林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